九游游戏中心电脑版下载:

  五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经、周恩来点将，乔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在朝鲜开城的停战谈判。在此之前，他曾首度赴美国纽约，出席过联合国安理会。事情的缘由还得从1950年夏天说起。

  1950年6月25日，新中国成立才几个月，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派遣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悍然轰炸中国东北，把战火延烧到中朝边境。10月8日，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果断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发出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诉诸联合国讲坛，严厉抗议美国政府的非法行径。8月，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安理会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促使其撤退侵略军。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当年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另一则是美国反诬我国而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

  按照联合国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一规定，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这一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10月2日正式通知我国。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因为尽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在美国控制和影响下的联合国组织仍然企图无视我国的存在。虽然我国政府早已任命张闻天为常驻联合国代表，但我国在联合国的正式席位却被美国庇护的蒋介石集团“代表”所占据着，张闻天代表一直未能赴任。而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我国还缺乏了解，因此，首次派出代表团到联合国的讲坛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国以至全世界，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政府经过反复斟酌，决定由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乔冠华作为顾问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10月23日，周恩来总理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电报开列了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名单，除伍修权和乔冠华以外，还有龚普生(龚澎之姊，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安东、陈翘(即陈忠经)、浦山、周砚、孙彪和王乃静。通知还指出，代表团成员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要赖伊负责为我方人员办理赴美的入境手续。由于我国与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要求将入境签证的地点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代表团将由那里转赴美国。

  代表团出国之前，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谈话，制定了此行的方针大计，交代了出国前后的具体任务。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乔冠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紧张地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联合国的这一决定当然是违反美国意愿的。然而，美国出于自己的政策需要，又很想同我国进行某种外交上的接触和试探，好摸摸我们的底，因而采取了一种半推半就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又不肯让我们顺顺当当地去参加会议，即使来了也想把中国推到“被告”的位置上，他们策划在我国代表团未到联合国之前，就想操纵大会讨论诬蔑中国的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侵略案”。对美国的阴谋，中国政府当即予以揭露。

  11月14日，乔冠华和我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登上了苏联的班机，张闻天、彭真、李克农、章汉夫等和全国工、青、妇、友协以及北京市各界代表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11月17日，代表团从莫斯科飞抵布拉格，办理签证手续。然后经瑞士、英国，转赴美国。

  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举世瞩目。11月24日当地时间6时13分，当载有新中国的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的飞机到达纽约时，在机场上等候的人群，立即活跃起来。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代表团走下飞机时，受到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以及联合国礼宾联络科长的欢迎，他们相互握手致意，并合影留念。

  这时，乔冠华举目望去，在机场围栏聚集许多自发而来的美国进步人士，有的举着小型的标语牌，有的挥手致意。当然更多的是各国的记者、摄影师，他们的闪光灯在不停地闪烁着……

  9位中国人，9位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的外交官，正气凛然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乔冠华迈着自豪矫健的步伐向前走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到美国来。

  在熙熙攘攘的纽约机场上，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代表团宣布了自己的使命，并通过报界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这个欢迎仪式尽管算不得盛大隆重，然而它都标志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人民，正迈开巨人的步伐，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的消息，一时成为美国的特大新闻，许多报纸辟出很大的篇幅，介绍代表团情况。

  1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主席邀请下，首次出席了联合国政治安全委员会。当伍修权、乔冠华一行进人会议大厅时，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听众纷纷起立张望，正在发言的苏联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立即中断了自己的发言，说道：“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邀请下，现正在会议桌前就坐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及其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开始的在联合国组织中的活动获得成功。”

  伍修权、乔冠华等人在联合国礼宾官员的安排下，在桌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前坐下，伍修权身旁隔着英国代表格扬，接着是美国代表杜勒斯，其时杜勒斯故作镇静，表情呆然，连看一下中国代表的勇气都没有。

  翌日下午，安理会开始讨论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会议开始前，已经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的代表拥上前去同伍修权、乔冠华等握手致意。安理会主席就坐后，敲下锤子，宣布会议开始。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讲话，有力地指控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这是中美第一次大论战，整个会议大厅里回荡着中国人民理直气壮的正义声音，这还是第一次，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伍修权在发言中论古道今，旁征博引，以雄辩的事实和深入的说理，批驳了美国为自己侵占台湾制造的种种歪曲历史事实、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借口。

  伍修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安理会立即采取比较有效措施，促使美国政府从台湾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证太平洋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安理会还应立即采取一定的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原则处理朝鲜问题。伍修权的发言一结束，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热烈鼓掌，有的人前来握手，表示支持，其中还有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名记者爱德加·斯诺先生。他们都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有根有据有力量，使人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外交代表的风采。”

  1950年11月，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前排左一）乔冠华（二排左一）等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就我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进行讨论。美国代表奥斯门极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我方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在会议召开过程中还发生一件插曲：在伍修权发言后，当时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蒋廷黻极不知趣，不光发言充满媚骨，毫无力量可言，而且不由自主地用英语发言。在其发言完毕后，伍修权临时发言嘲讽道，我不了解这一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国际会议发言不用中文，他还有资格当中国人？同声传译完这句话后，引起会场上代表的阵阵喝彩，蒋廷黻满脸通红，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有些报纸事后评论说“人民中国的外交强硬，决不折服”，“红色中国确有一股正气，这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伍修权发言和答辩过程中，有一位不时递上小条或在伍修权耳旁轻声细语讲上几句的人。他不是别人，就是二十余年后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此时任伍修权顾问的乔冠华。

  12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多数通过了决议，将诽谤我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人联合国大会议程。美国的这一图谋得逞后，又操纵联合国组织，在12月15日决定：联合国大会无定期休会，并于12月18日又通过决定，宣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

  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我们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国进行斗争的机会。代表团主要成员伍修权、乔冠华经过商量后，决定采取别的斗争方式，把在联合国会场内的斗争，转移到会场以外来。12月16日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许多记者闻讯而来，把旅馆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伍修权在会上发表谈话说：“我们是为争取和平来的，我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种种合理建议，但是不幸地、虽然并非出乎意料之外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集团的操纵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伍修权还说，由于美国政府的操纵，联合国未能继续讨论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使我们至今未能就此问题在大会继续发言，“但是，我们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是应该被全世界听到的，因此，我把准备在政治委员会的发言，在这里分发给大家。同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如此操纵联合国，不让我们有继续发言的机会，表示愤慨。”

  在伍修权讲话后，我方就将已事先译成英文的发言稿和各种资料，一一分发给各国记者。资料中有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材料，还有我人民自蒋军缴获的美国武器图片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飞机对我国轰炸、扫射实况的图册以及其他各种美帝侵华史料。这些散发的材料，被好几家外国报刊发表和引用了，这成了使各国人民了解我国立场和态度的一条重要渠道。当然，这些文字材料，大都出自乔冠华的手笔。

  在联大会议期间，伍修权、乔冠华、龚普生等一行除了同一些与会国家代表有外交往来，还同不少美国进步人士进行了友好接触。其中有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还有在美国享有很高声誉的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博士等人。

  面对美国操纵联合国无限期休会的情况，代表团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于12月19日回国。

  代表团登机前发表相关声明，强调：我们为和平来到美国，虽然我们的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集团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仍将为和平继续奋斗。

  代表团返京时，受到政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首都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这次联合国之行，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尽管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圆满的成功，但是，乔冠华和代表团所有成员，都忠实地执行了祖国交付的任务，乔冠华也在外交场合初露头角。

  1951年夏，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线逐渐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作较大的推进。

  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其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此后，经过中朝、美双方多次电文往返，最后确定正式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三八线上的开城进行。

  此时乔冠华作为伍修权的助手，出席联合国会议后回京不久，他投入了外交部和国际新闻局的紧张工作，但他仍然时刻关注朝鲜战场的局势，可他没想到、周恩来会点将点到他和李克农。

  由于此次谈判不同寻常，对手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而且对方还披有联合国的外衣，因此朝鲜谈判绝非两国或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几十个国家的事情。谈判桌上的一言一行必须慎之又慎，一着不慎，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虽然当时周恩来公务倥偬，日理万机，但从苏联的马立克信号发出的时候起，他就注意着各方面的反应，思考着将来参加谈判的人选。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由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除协助处理党内的重大事情外，主要精力花在对外谈判、统战工作上面。因而当时举凡党内各种各样的人才，特别是擅长统战、外事、谈判的人才，周恩来无不了如指掌。此次考虑参加谈判的人选时，他首先便想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1899-1962)，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上将。他从1928年起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长期的革命生涯、独特的个人素质，使李克农成为一名既富于献身革命的精神，又擅长斗争艺术的特殊人才。李克农作为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助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在中央军事委员会担任情报部长，同时兼任政务院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直接协助周恩来处理各项外交事务。根据以往的表现，周恩来认为，像李克农这样既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有丰富的谈判经验的，来领导这次谈判是完全胜任的。

  至于谈判人员的安排，周恩来也有考虑，他认为，李克农作为停战谈判的总代表，不可能事无巨细，样样都抓，而只要管基本的大政方针、原则问题，具体问题则需要其他协助，所以，他又选了自己很熟悉的、对国际问题钻研精到的乔冠华。

  按照周恩来的设想，整个谈判人员最好能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克农负责，对外严格保密，李克农作为谈判代表团的总领导，负责整个工作；同时，他还直接与周恩来联系。凡重大问题须上报周恩来转、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和领导决定，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具体谈判的细节。李克农还和彭德怀直接联系，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乔冠华，则作为李克农的助手坐阵第二线，他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和由李克农转达的中央指示来撰拟每天谈判的发言稿、备忘录等；同时，起草向中央的请示与报告。第三线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出，因为他们对朝鲜战争进行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且作为作战人员，公开出面比较合适。

  7月的北京，白天虽然酷热难熬，晚上却凉爽宜人。这天晚上，李克农和乔冠华驱车来到内的寓所，在自己的书房以爽朗的笑声迎接这两位即将奔赴前线的部下。

  这晚，同李、乔二人进行了长谈，对他们的工作作了鼓励，并关照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

  接命以后，李克农和乔冠华立即组建前往朝鲜谈判的班子。这个班子人才济济，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新华通讯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同时，他们除选调人员配备电台外，还专门选调了几个，携带两部可以接收世界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另外，他们请志愿军总部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俾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

  临行之前，周恩来专门约见了李克农、乔冠华，与他们作了详谈，送给两人一句意味深长的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7月2日，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收到从北京发出的电报：李克农、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火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洽。

  李克农、乔冠华入朝以后，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接见了他们，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谈。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两人都不对外公布身份，为安全起见，大家都称李克农为“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到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

  对方的谈判代表有：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美国远东空军部司令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部参谋长霍治少将，巡洋舰分队司令勃克少将以及南朝鲜的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的首次正式接触是联络官会议，时间定在7月8日上午九时，地点在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来凤庄。对方通知说，他们的谈判人员将乘直升飞机来。朝方则选择安全地带，让直升飞机降落，并摆上红色的“T”字布标和英文“欢迎”二字缩写“WC”的大幅标语。可是，当时交战双方并无礼尚往来，如何不失身份又及时准确有礼貌地通知对方呢？乔冠华灵机一动，要新华社记者写篇报道，在报刊发表，让对方知晓，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谈判和代表团驻地都设在来凤庄，来风庄在开城的西北部，从名字上看似乎上是一个村落，其实是一家富豪的宅地。主房坐北朝南，房前有一个用天然石块砌成的花坛，中间栽着一株经过精心栽培的苍翠古松，周围是一些其他木本花草，环境幽美。这座宅子大门是个过厅，进去是三间正厅，里面西边的屏风已经破旧不堪，撤掉后，室内可以摆下一张长桌，供双方代表团南北对座，后边还可各摆一排稍窄的长桌，供各方参谋助理人员就座。

  来凤庄的西南面，靠抬岳山边有几间民房，再靠西南还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作为志愿军代表团的住地。

  会场、住处落实后，乔冠华与李克农、邓华、南日、李相朝等人随即赶至来凤庄，住进联络官们为他们准备好的住房。乔冠华单独住一个小院，院内有株凌霄花，他便自称“凌霄馆主”，美韩敌机常轰炸开城中立区志愿军代表驻地，乔冠华多次转移隐蔽，几次遭险，但他仍泰然处之。

  因为这次停战谈判事关重大，丝毫马虎不得，因此，乔冠华住下后，立即与李克农等人对准备工作进行全方位检查，直到认为满意为止，有时忙碌完毕已是满天星斗。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真正开始运作，平时鲜为人知的来风庄，一时名声大噪，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

  根据原定协议，7月8日上午9时，交战双方在来凤庄举行首次联络官会议，会议确定了正式谈判第一次会议的时间为7月10日上午10时，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会议地点的安全及对方代表团进入我方控制区的安全，均由朝中方面负责。

  联络官会议之后，中朝代表团为正式谈判第一次会议进行了周到的准备工作。当天晚上，李克农和乔冠华再次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件事先没想到的事情，即双方正式代表见面时要互验证书，这是国际会议常规中必不可少的形式。双方代表第一次见面时，把“全权证书”交给对方看一看，再收回来，以示郑重。

  次天上午就要真正开始谈判，证书立马就要，现在到哪里去开呢？李克农和乔冠华着急起来，幸好，朝鲜果断表示，立即派人飞车到平壤请金日成签字。可我方代表包括中朝两国的，仅仅有金日成将军的签字还不够，还必须有彭德怀司令员的签字。但是，仅仅一个晚上时间，先到平壤，再到彭司令处，时间无论如何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农毫不犹豫地提出：“只要金首相签了字就有效，彭老总的字由我代签，事后汇报。”

  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在整个世界舆论的关注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厅堂里正式举行。国际上许多报刊、电台都突出地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

  谈判初期，美韩并无诚意，他们想方设法寻找机会破坏谈判的进行。就在谈判开始的一个月零九天的8月19日晨，我方军事警察9人，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沿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向东巡逻。当他们一行走到中立区的松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此的三十余名南朝鲜武装人员的袭击，排长姚庆祥当场倒在血泊中。

  中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志愿军代表住地为姚庆祥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姚庆祥的灵堂两侧悬挂着两幅挽联，上联是“为保障对方安全反遭毒手”，下联是“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灵”。灵堂陈列着烈士的遗像以及花圈、挽联等。

  “虽有这么多的挽联，可仍觉得有点不足，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李克农回过头，对站在身旁的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幅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不愧为一代才子，只见他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便顺口念出一幅挽联——

  “好好好”，李克农闻声连连称好，“你赶快让人去布置，以免耽误了时间，”李克农对乔冠华吩咐道。

  在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姚庆祥烈士追悼会开始了。灵堂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庄严肃穆，特别是那幅“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的挽联，尤其引人注目。各界人士、中朝代表团，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部队以及各国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都参加了追悼会。

  枪杀姚庆祥的事件本已引起世界各国一切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而举办姚庆祥烈士追悼会更将这场反对阻挠谈判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那幅乔冠华写的挽联不胫而走，从而使美国侵略者在道义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然而，美方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收敛。姚庆祥烈士的血迹未干，美国飞机竟又于8月22日深夜非法侵人开城中立区上空，以我方代表团住所为目标，施行轰炸与扫射。消息传到志愿军总部，彭德怀愤怒地说：“这是蓄意谋杀！”

  发生此事的当天晚上，李克农、乔冠华立即决定通过联络官与驻在汶山的联合国军代表团通了电话，要求他们前来调查。美方联络官借口夜深，再三推诿，拒绝前来开城。我方强烈抗议，肯尼和穆莱才姗姗而来。

  在调查过程中，肯尼和穆莱一再抵赖美方的罪恶行径。当勘察到第三个弹坑时，他们即不愿再继续调查下去。中朝联络官张春山、柴成文立即严肃指出：“我们有权要你们调查下去。”

  22日夜初步调查和以后实地复查的结果，证明敌机两次共投弹17枚，其中杀伤弹13枚，汽油弹4枚。13枚杀伤均落在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住址以北200米左右处。代表团住宅前及停放在门前的南日将军座车内，均落有杀伤弹弹片。

  美方蓄意制造的轰炸案，人证物证俱在。为抵赖其罪行，他们拒绝认真地调查，拒绝承认调查所得的是事实，拒绝允许新闻记者前往出事地点观察。他们不仅闭着眼睛说瞎话，死不认帐，而且还倒打一耙，诬蔑是我方自己干的。由于中朝代表团觉得自身是前来谈判停战的，因此，对方不可能会对自己下毒手，所以事先没有一点防空准备，不料美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信义，悍然以中朝谈判代表团作为攻击目标。所以，此次轰炸不久，李克农、乔冠华和部分工作人员在邓华的极力劝说下，离开原来的驻地，转移到开城西北山沟里的双爆桥。随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相继转移，有的住在青云洞，有的住在开城北部中立区边缘的一个山顶草房里。原来的住地仅留下张春山、柴成文带着与对方联络的无线电报话机，谈判工作实际上已无法正常进行。

  面对如此蛮不讲理的敌人，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在美机轰炸扫射我代表团的当天，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即联名向李奇微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自8月23日起停止会议，以待对方作负责处理。

  抗议信发出后，我方代表团多数人员转入安全住所，防止敌人再次偷袭。不出所料，在9月1日，美方飞机又轰炸了冰库洞南日的住所。对敌人在此期间破坏谈判的种种罪行，我方通过报纸、电台等舆论工具，及时进行揭露，把真相公之于全世界一切公正人士之前，使敌人有所畏惧。

  8月底9月初的朝鲜半岛，前线的广大指战员摩拳擦掌，准备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后方则积极反击敌人的轰炸，支援前线。然而季节不饶人，这时秋意渐浓，早晚天气颇有凉意。乔冠华一行离开北京，时值盛夏，原以为停战谈判只需一两个月，虽然不会太顺利，但总不至拖到冬天吧。由于大家都未带寒衣，乔冠华急了，他提笔给正在国内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对一场举世瞩目的停战谈判，乔冠华用打油诗的形式写出，诉尽中国代表团的甘苦与浪漫，并请老友王炳南寄去御寒衣物，他的风流倜傥于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爱将与部下非常体贴关心，在乔冠华从事停战谈判工作期间，他特地安排龚澎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探亲，后来龚澎在北京生下第二个孩子，便给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顺便说一下乔氏夫妇的大儿子乔宗淮，他也正在茁壮成长。在他父母辗转沪港之际，他被寄居上海的外祖母家里，得到很好的照拂。

  新中国成立后，乔宗淮被父母带至身边，受到乔冠华、龚澎的百般呵护，从小就受到外交文明的熏陶，非常懂事，活泼可爱。

  1950年除夕，瑞雪纷飞，外交部情报司二科副科长曹棉之和他的未婚妻张幸生结伴而行，踏雪造访东城无量大人胡同乔氏夫妇的寓所。当时小宗淮只是一个六龄稚童，天真之态可掬。

  “寒夜客来茶当酒”，四位同事围炉品评诗词，共同欣赏杨宪益的大手笔英译《诗词》。大概是触景生情吧，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令乔冠华喜上眉梢，他对《沁园春·雪》一词感情突发，放声吟诵，一唱三叹，情不自禁地击节称妙。稚嫩可爱的小宗淮也受此感染，在一旁鹦鹉学舌，大凑热闹，引得大家激情高涨，跟他一起兴奋地大说大笑。

  直到40年后，张幸生女士在含泪写就的悼念亡夫的《棉之十年祭》一文中还说到这件事。乔冠华的潇洒，他那充满感情的吟诵与叹息，龚澎的热情理智，小宗淮的可爱活跃，恋人的脉脉情愫，全都留在张女士自己青春年华的美好记忆里。

  1951年年底，曹棉之、张幸生喜结连理。情报司全体在一尺幅轴上签名同贺，其他司、处的不少也闻讯赶来，签名致贺总数竟有百余人之多，乔冠华、龚澎自然也在其间。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乔宗淮”三个醒目大字，虽笔划稚拙，但书写极为认真，憨痴之志，跃然“绸”上，真挚地表达了这位刚刚启蒙的七龄幼童对曹叔叔、张阿姨的美好的祝愿。

  我们再把视线月底中断，美韩军队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妄图从战场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结果15万兵力被中朝军队歼灭。

  10月25日，停战谈判地点由来凤庄迁到板门店，双方又坐到谈判桌上来。此时，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都有所调整。在此前的23日，我方宣布以刚刚卸任的前中国驻苏联武官边章五接替邓华，(邓华则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另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则以李享根接替白善烨。

  这时志愿军代表团内部的党委也进行了调整，书记仍是李克农，副书记由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担任，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杜平原来没有搞过外交斗争，他克服“欠缺外交头脑”的弱点，虚心向乔冠华等行家学习，相互促进。他认为，凭着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坚信，我们人外交方面的才能决不低于敌人。我们既能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杜平是位老红军，久经沙场，待人热情，对乔冠华很尊重，不耻下问，他来到开城后，与乔冠华住得很近，接触颇多。在他印象中，乔冠华为人十分开朗，彼此很快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他回忆道：

  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很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他天性好动，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他在德国读过哲学，懂过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笔头很锋利。当时，代表团给北京的文电稿大都由他起草。乔冠华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香烟，二是茅台酒。一次喝醉了，李克农瞧着直摇头：“这可不行，在外交场合要误事的。”我和乔冠华年龄相仿，很谈得来。饭后经常一起散步，并以做些打油诗取乐。

  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接着来进行后，有人估计，这次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了。可是，乔冠华却不以为然，以他丰富的国际问题的经验，他慧眼独具，在给代表团成员讲话时作了如下分析：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诬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竞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正常的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把握，但我提醒们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

  乔冠华的预感，后来被证明是对的。没过多久，美韩谈判代表抓住所谓“战俘问题”大作文章，使停战谈判受到重大阻碍。

  1951年12月11日，讨论战俘的安排问题的小组会开始。经李克农与乔冠华商议，中朝代表团派出李相朝和柴成文作为该小组谈判代表，对方出席的是海军少将李比和陆军上将希克曼。会议一开始，我方代表便根据李克农、乔冠华的指示，提出停战以后立即遭返战俘的原则。但对方拒绝对此表明态度，坚持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双方就战俘问题讨价还价，争论不休。这样的小组委员会已经开了五十多次，对峙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僵。

  为了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乔冠华与李克农一起，带领我方参加该项议程谈判的参谋人员，经过反复深人的研究斟酌，提出了一个扫清外国、孤立重点、迫使对方在遣返俘虏原则上让步的新方案。

  这个方案由乔冠华起草，经代表团党委讨论，最后形成定案，直接上报国内主席。

  由乔冠华起草的这一文件文字缜密，结构严谨，内容详实，考虑到了双方各自的利益，合情合理，它是乔冠华昼夜思索、凝聚无数心血的成果，当然，也渗透了李克农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辛劳与汗水。

  因此，当这个方案在谈判中一俟提出，美韩代表尽管前思后想，又是研究，又是讨论，最后不得不原则上表示同意。

  但是，美方一方面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在巨济岛残酷迫害我被俘官兵，其暴行被媒体披露，美军在巨济岛的暴行，在整个世界引起了愤怒的抗议浪潮。美国国内也发生了美俘家属联名向杜鲁门、艾奇逊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请愿运动。华盛顿受到了冲击，美国谈判代表团也不那么神气活现了。美方谈判代表乔埃垂头丧气地坦承：“巨济岛事件使我们变得愚蠢了。”

  对此，我方代表团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对方发起新的进攻，迫使对方走下一步。这时，乔冠华在代表团里起了非常大作用。据参与其事的杜平将军回忆：“那几天，我们谈判代表团的分析会经常开到深夜。平时每天一次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明天可能会提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儿个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如果敌人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每次开这样的预备会议，乔冠华总在身边放一个茅台酒瓶子，说到高兴时就品一口茅台酒。但那几天，他却顾不上去‘照顾’茅台酒了，因为李克农和朝鲜的都一起来参加分析会。我们分析的结果是，经过十个月谈判，只剩下一个战俘遣返问题。美方在最后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同我们纠缠，把移交我方的被俘人数，从十三万二千退到十一万三千，又退到七万，表明美国政府不想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使战争停下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即将开始，发动侵朝战争的共和党人杜鲁门总统，害怕战争的结束影响竞选；二是美国要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而朝鲜战争的继续进行则是最好的论据。”

  这次谈判的开始，亦颇富戏剧性。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谈谈停停，一波三折。早在1953年2月初，、周恩来根据朝鲜半岛战局的发展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谈判卓上来，于是电告李克农、乔冠华，要他们就“是不是能够再给他(指美国)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的问题，要乔冠华研究并提出建议。2月19日，乔冠华复电、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能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美国新任总统)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

  (一)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面再说。

  (二)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想借以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三)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如果我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

  、周恩来接到乔冠华的来信后，同意了他的看法。果然，三天后(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板门店先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谈判。这样就在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又在板门店重新开始了。同事们都说乔冠华料事如神。

  这场谈判，反映在报刊记者身上，也是一次新闻战。乔冠华在代表团里分管新闻宣传工作，他通过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敌，对美国记者做既联合又分化的斗争，导演出一幕幕精彩而成功的话剧来。然而，千虑一失，在工作中难免有闪失，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例如：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致函李克农、乔冠华，对志愿军代表的发言和抗美援朝的新闻稿用词不当提出意见。他指出：“我们的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对周恩来的指示，乔冠华他们坚决照办。

  当年6月25日，在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的纪念会上，乔冠华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作了一次关于停战谈判的形势报告，他说：我们现在很主动，我们不着急。只有不着急，停下来才是可靠的，稳定的！……签字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停战委员会的活动是频繁的。由双方军事代表所组成的联合观察组的活动还是卓有成效的。

  前途如何？看来还要拖一段时间，但最长不会超过一年，因为我们有力量，有道理，最后他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还得谈，还得停。我们是能够胜利的，而且已经胜利了。

  谈判夹杂着战争，战争推动着谈判。乔冠华讲话一个月后，停战谈判经过两年零半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10分由朝中方面与美国方面的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在开城板门店签字厅签字。至此，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个协定的签字，让全世界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朝鲜、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欢欣鼓舞，庆祝这个协定。当天，在人们的欢庆声中，乔冠华站在开城市中心的南大门楼台上，凝视着那些在晴空中飘扬的无数面朝鲜壮丽的国旗和成千上万载歌载舞的开城人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此时此刻，乔冠华想到，在开城数百个难眠之夜，大家的艰苦努力并没有白费，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党下艰苦卓绝的斗争的结果。这个协定的签字，也是战争与和平力量较量的结果，是通过和平协商停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成功范例。

  同时，这个协定的签定，标志着不可一世的美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顶巅开始走下坡路。“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凯·哈里逊在签字后说：“在执行我国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协定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停战协定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并立即生效。为防止意外事端发生，确保签字成功，在7月26日，李克农与乔冠华协商后提出：双方司令员不到现场签字，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生效，然后再各自向本方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因为从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很可能派人来板门店搞刺杀活动。美方对李承晚似乎也有点不太放心。因此，这一锦囊妙计被双方接受。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是在开城签字的。7月28日上午9时30分，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彭大将军”倒背着双手，大踏步地步进开城来凤庄签字大厅，李克农、乔冠华、杜平、张明远、肖全夫等随之走进会场。历史见证了这一场景：彭德怀拿起毛笔在停战协定文本上签了“彭德怀”三个大字。

  朝鲜战争的尘埃落定，中朝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丰硕成果。半个世纪转瞬而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克农与乔冠华两位领导人的精诚合作，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长时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原本身躯赢弱的李克农，积劳成疾。随着1951年冬季的来临，他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主要是他的哮喘越来越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有时甚至失去知觉。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这次是心脏病复发，他的身体愈加虚弱。

  李克农强支病体主持谈判的情况没有能瞒过、周恩来。中央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便开始考虑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

  他接着说，感谢中央的关心，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熟悉谈判工作的全部情况，已经摸透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现在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利，因此建议在我尚能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

  乔冠华当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行文洋洋洒洒，张口妙语连珠，但略显高傲自负、不拘陈规。和他配合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眼里也没有几个他佩服的人。李克农坐镇开城，不仅在对外谈判中施展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在协调内部关系上也得心应手。他一方面坚持高效、铁面无情的作风，另一方面体恤下情。他和乔冠华，一个队长，一个指导员，尽管他有时感觉和乔冠华较难相处，有时非常别扭，但他从不当着人的面指责乔冠华，也制止部下议论他的长短，他认为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而往往缺点是优点造成的。

  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乔冠华很有个性，他毕竟是中国的杰出的外交家，他和李克农可以说在整个谈判期间配合默契，互相信赖。但真正令乔冠华感动的是在李克农逝世后他了解到的一件事情。

  谈判签字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乔冠华喝醉了酒，摔了两个酒杯，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醉醺醺地说，我辛辛苦苦地给毛主席的报告，都是老头子一个人签名。

  事后，周恩来为此事狠狠批评了乔冠华，并且让乔冠华给李克农赔礼道歉，写出检查。乔冠华也想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他向李克农承认错误时，眼泪都出来了，李克农只是平静地说，这事我早知道了，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李克农又向周恩来说情，不要处分乔冠华。数年后，乔冠华才知道这份情谊。他对人说，李克农对我这么宽宏大量，我深受感动。我写检讨是出自真心。

  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南日将军，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受过大学教育，又上过军事院校，开始有些看不起中国代表人员的土样。而乔冠华更非等闲之辈，平时他写了稿子别人一字一句都不能改，而南日又年轻气盛，两人发生了一些争执。

  李克农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分别找乔冠华、南日谈心，通过李克农神奇般的说服工作，这两位同样骄矜而富有才干的人不久便握手言欢。后来到了谈判的紧张持久阶段，他们俩的关系处得相当好，一直到谈判结束都关系融洽，配合有方。

  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思乡之情弥漫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心底，每到外交部派信使送文件、信件时，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天。

  有一次信使来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信使是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派这么大的“官”当信使，这还是头一次，据说是周总理的安排。

  大家正看着乔冠华、龚澎夫妇俩眼睛对眼睛，笑嘻嘻的样子，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一-边说，“你们看到了吧，周总理怎样做工作，做得这个细，咱们都学着点儿。”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等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的也千方百计捎信带话。这个做法深得人心。祖国亲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富有生气，大伙在一块开玩笑。“胡公就是胡公，我们学不来，咱们也学不来峡公，连夫妇的私生活也想到了。”

  胡公是指周恩来，峡公是对李克农的尊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善解人意，富有人道主义精神。